端午将至，划龙舟等传统民俗活动又逐渐火热起来，烘托着节日的气氛，勾动着人们的情绪。然而，鉴于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派、低俗、迷信、无序等现象，一些地方政府颁布了针对民间划龙舟活动的禁令配资实盘网，由此引发了坊间的一番争论。
划龙舟为何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？历史上官方对划龙舟又是何种态度？让我们走进历史，一探究竟。
赛龙舟，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。
龙舟竞渡的由来和嬗变
划龙舟古称竞渡，关于其起源，南北朝时梁宗懔所撰《荆楚岁时记》提到三种说法：其一，“五月五日竞渡，俗为屈原投汨罗日，伤其死所，故命舟楫以拯之”，即为了纪念屈原；其二，据《曹娥碑》“五月五日，时迎伍君。逆涛而上，为水所淹”之文，推断划龙舟乃“东吴之俗，事在子胥”，即为了纪念伍子胥；其三，《越地传》云“起于越王勾践”，是说划龙舟与越王勾践有关，其事则不详。对第三种说法，宋人陈元靓补充到：“盖断发文身之俗，习水而好战者也。”（《岁时广记》卷21）
展开剩余88%以上三种说法所对应的年代以伍子胥为最早，勾践仅次之，屈原稍晚。到底哪一种方为正解？今天已经很难说得清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，位于华夏大地南方的一些水系发达的地区就产生了龙舟竞渡活动，联系到古越人“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”（《越绝书》卷8）的生活习俗，这似乎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了。1976年出土于宁波云龙镇的一件青铜钺，清晰刻有四人持桨划舟的形象，据专家考证，该青铜钺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器物。当然，划龙舟的真正起源可能更早，可能与华夏先民的鬼神祭祀有关，也可能受到了早期水军攻战的影响。
隋唐时代，划龙舟的风俗愈加兴盛。隋代的荆州地区“习以相传，为竞渡之戏，其迅楫齐驰，棹歌乱响，喧振水陆，观者如云，诸郡率然，而南郡、 襄阳尤甚。”（《隋书》卷31）《新唐书·杜亚传》记杜亚为淮西节度使，“方春，南民为竞渡戏，亚欲轻驶，乃髹船底，使篙人衣油彩衣，没水不濡，观沼华邃，费皆千万。”过度奢侈虽招致时人诟病，然而也算是官民同乐了。当时文人留下不少描写龙舟竞渡的诗歌，大诗人刘禹锡和李商隐各有《竞渡歌》和《竞渡诗》传世（《竞渡歌》有说作者是张建封或薛逢）。当然，最出名的还要数卢肇的《观竞渡》一诗：
石溪久住思端午，馆驿楼前看发机。
鼙鼓动时雷隐隐，兽头凌处雪微微。
冲波突出人齐譀，跃浪争先鸟退飞。
向道是龙刚不信，果然夺得锦标归。
据说，卢肇这首诗是有激而发，因为未达时受到了郡守的慢待，待到中了状元，遂借物抒情，也算是扬眉吐气了。（张岱《夜航船》卷6）从这首《观竞渡》诗，我们不仅可以想象当时龙舟竞渡时激烈热闹的场面，而且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划龙舟活动已经不纯粹是娱乐和休闲，其竞技的色彩已很浓厚，人们参赛都志在夺得锦标。
唐后之世，民间对划龙舟运动的热情不减，而且经常得到官方的鼓励。如南唐嗣主李璟时，“许诸郡民划竞渡船，每至端午，官给彩，俾两两较其殿最，胜者加以银碗，谓之打标，皆籍其名。”（龙衮《江南野史》卷3）又《武林旧事》卷3记南宋淳熙年间西湖游幸事：“龙舟十余，彩旗叠鼓，交午曼衍，粲如织锦。内有曾经宣唤者，则锦衣花帽，以自别于众。京尹为立赏格，竞渡争标。”“打标”、“争标”都显示出划龙舟的竞技属性，黄裳的《减字木兰花·竞渡》更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：
红旗高举，飞出深深杨柳渚。
鼓击春雷，直破烟波远远回。
欢声震地，惊退万人争战气。
金碧楼西，衔得锦标第一归。
迨至明清两代，划龙舟的社会影响力似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。明代大学者陈献章有《观竞渡》诗：“快意深时恨亦深，干戈何处不相寻？谁将五月龙舟水，尽洗中原虎斗心。”陈白沙是广东新会人，可见粤地的竞渡之风也很盛。万历年间的四川按察使朱孟震自述在成都日，“余尝以重午登南城楼，观竞渡戏，两岸男女，匝水而居，望之如沙城焉。”（《浣水续谈》）乾嘉时大才子洪亮吉回忆儿时家乡武进的竞渡盛况：“里中竞渡，以丁丑、戊寅间为最胜。以余所忆，城内有五色龙，东门有大小青龙，西门有金龙、白龙，北门有乌龙，共六龙，而秋千船等尚不在内。”（《外家纪闻》）曾为曾国藩幕僚、家住常熟的赵烈文在同治八年（1869）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到：“邑人竞渡，一岁数次，以今日为盛。天放楼北窗可眺水滨，龙舟回旋于其内，同家人聚观，游女杂沓，容肤相映，衫钗成队。吾里承平时不能过也。”（《能静居日记》）这一时期，划龙舟运动覆盖地域更广，且举行时间不限于端午。
千百年来，龙舟竞渡不仅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欢迎，而且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，甚至成为皇家娱乐的一种形式。如在唐朝，景龙四年（710）四月六日，中宗皇帝“幸兴庆池，观竞渡之戏”；元和十五年（820）九月辛丑，穆宗“大合乐于鱼藻宫，观竞渡”；光化元年（898）六月己亥，昭宗“幸西溪观竞渡。”唐朝皇帝中最热衷于观竞渡的当首推唐敬宗，据唐书本纪，敬宗曾屡幸鱼藻宫观竞渡，又命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，“运材于京师造之，计用转运半年之费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九》），以致留下“游戏无度”的讥评。清乾隆年间，每逢端午，皇帝都要陪同皇太后到圆明园观龙舟，皇帝率王公大臣在西岸“望瀛洲”亭观阅，皇太后及后妃内眷则在蓬岛、瑶台欣赏。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道光初年。（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卷14）
龙舟竞渡的官方立场
在历史上，龙舟竞渡不仅仅是愉悦身心和装点盛世那么简单，还具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功能。《梦溪笔谈》卷11载：“吴人喜竞渡，好为佛事，希文乃纵民竞渡，太守日出宴于湖上，自春至夏，居民空巷出游。”这说的是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时的事，通过放任和鼓励民间的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刺激消费，以此拉动经济的增长，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北宋真宗时，雄州的守臣李允则“召界河战棹为竞渡，纵北人游观，潜寓水战。”（《宋史》卷324）反映出划龙舟运动寓战于戏的功能。
当然，划龙舟的军事意义尚不止于此。清朝咸、同年间，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。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武装为了对抗太平军，从龙舟竞渡中找到了灵感。《湘军记》卷20记载：“仿端午竞渡船，短桡长桨，如蚿足鸟翼，逆水斗风不能阻。”由此，湘军水师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咸丰八年（1858）端午节，清军将领遮克敦布“选劲勇，托为龙舟竞渡，出贼不意，破吉安贼白鹭洲土城。”（李滨《中兴别记》卷39）显示出官军方面对兵法的灵活运用。
北宋徽宗崇宁年间龙舟竞渡的情景
龙舟竞渡尽管有着上述诸多好处，可是历朝历代却多有禁止竞渡的法令和措施。宋太祖就曾多次下诏禁民间竞渡，如乾德元年（963）夏四月“戊子，禁湖南竞渡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）乾德五年（967）夏四月戊子，“禁民赛神、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，吏谨捕之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8）开宝五年（972）九月庚午，“禁西川民敛钱结社及竞渡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3）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）七月乙酉，“申命诸州禁竞渡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9）朱熹的后学黄震知抚州时，“禁竞渡船，焚千三百余艘，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。”（《宋史》卷438）明朝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，也曾禁民竞渡，并作《午日处州禁竞渡》诗：“独写菖蒲卓竹叶杯，蓬城芳草踏初回。情知不向瓯江死，舟楫何劳吊屈来。”
可以肯定的是，古代官府针对竞渡的禁令绝不仅是说说而已，经常辅以雷厉风行的行政和司法手段。南宋理宗淳祐（1241-1252）年间，江西铅山县发生了一起竞渡溺死案，汭口镇赤白两舟相斗，激斗中，赤龙舟倾覆致十三人溺死。江东提刑蔡杭在判词中开篇即写到：
“竞渡一节，法有明禁，造意者徒一年，随从减一等，此其条亦不轻矣。”（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14）
据此，他对参与竞渡的两伙乡民依情节轻重一一论刑，首谋之人被判处徒一年，折为脊杖十二（据《宋刑统》折杖法，“十二”疑为“十三”之误）、编管五百里，下手伤人的主犯被决脊杖二十，刺配三千里岭南恶州军，拘锁土牢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不忘对负有基层治安责任的汭口监镇官给与责罚。
古代官府因何禁止民间划龙舟呢？元稹《竞舟》一诗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：
楚俗不爱力，费力为竞舟。买舟俟一竞，竞敛贫者赇。
年年四五月，茧实麦小秋。积水堰堤坏，拔秧蒲稗稠。
此时集丁壮，习竞南亩头。朝饮村社酒，暮椎邻舍牛。
祭船如祭祖，习竞如习仇。连延数十日，作业不复忧。
君侯择良吉，会客陈膳羞。画鹢四来合，大竞长江流。
建标明取舍，胜负死生求。一时欢呼罢，三月农事休。
岳阳贤刺史，念此为俗疣。习俗难尽去，聊用去其尤。
百船不留一，一竞不滞留。自为里中献，我亦不寓游。
吾闻管仲教，沐树惩堕游。节此淫竞俗，得为良政不。
我来歌此事，非独歌此州。此事数州有，亦欲闻数州。
可见，官府之要取缔竞渡，为的是竞渡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6云：“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，楚风最尚，废业耗民，莫甚于此。”也是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立论。五代时，萧结任祁阳令，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竞渡龙舟，萧结在州符（公文文书）上批道：“秧开五叶，蚕长三眠，人皆忙迫，划甚闲船。”其保护农业生产的意图至为明显。
当然，在“贤刺史”的眼中，划龙舟不仅使得百姓耽于游乐，客观上还鼓励民众好勇斗狠，实非良俗。这一顾虑并非多余，历代由竞渡引起的械斗死伤并不乏见，至晚清民国犹然。民国三年六月廿六日（农历闰五月初四日），家住瑞安汀川里（今汀田）的士绅张棡在日记中记到：
赴莘塍河看龙舟。是日龙舟竞渡者不下数十只，而上码龙舟与直洛龙舟以竞渡械斗，致上码龙舟覆舟，人纷纷落水，各龙舟以酿祸俱划归。继闻人说，上码约丧失三人，余均遇救得生。而上码人忿图报复，合村摇旗擂鼓，各执棒刀，蜂至直洛捣抢，恐此后破家者又不知凡几也。
正因如此，历代针对竞渡才要三令五申，一直延续到晚近。“闻塘河竞渡颇多禁，如不禁，将来倘有风潮，我不知为民上者何以善其后也。”（《张棡日记》民国三年五月初三）“端午期近，各处愚民又有龙舟之举，于是开殿门、擂大鼓者，时有所闻。惟此俗相传既久，然而舟划必斗，舟斗必争，争则互殴，落水纷纷，易至酿命，而以讼破家者累累矣，可为伤心惨目，故历来官长皆禁之。本年警察官奉知事命下乡巡禁，倡划者始稍敛迹，然不雷厉风行，必至故态复萌也。”[《张棡日记》五月十七日（农历四月廿三）]看来，瑞安的龙舟尚斗之风由来已久，而龙舟禁令也不是今日才有的。
综上，划龙舟在我国是一项历史悠久、底蕴丰富、群众基础深厚的民俗体育运动，历史上虽屡遭禁止，仍顽强延续、生生不息。这一事实似乎表明，对待民间龙舟活动的正确官方立场应该是以放为主，辅以适当引导，毕竟，“龙舟竞渡积习已千余年，若非竞争酿衅，亦一种升平乐事。”（《张棡日记》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二日）最后，以晚清诗人饶石顽的一首诗作结，送给对民间龙舟活动心怀顾虑的各方人士：
古木苍藤尚俨然，屈累遗憾满湘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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